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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乡村人才公寓里的“沪漂”青年:上班是白
时间:2021-05-09 05:29

  他们工作在城市的深处,生活在郊外的旷野间,追逐着梦想,追逐着城市之光,追逐着自我定义的人生价值。

  住不大的出租屋,坐核心地段写字楼的格子间,挤地铁上下班,是外界对多数“沪漂”青年的刻板印象。仿佛上海之于青年人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城中心的热闹与繁华。

  然而这两年里,一种小众的、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出现,重新定义了上海的魅力:一些白领青年,愿意将家安在乡村人才公寓,在下班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和上海农村老人、矮屋、田野为伴。

  乡村人才公寓的供与需背后,究竟藏着新一代青年人怎样的价值取向?他们对这座城市、对城乡的理解与认同,又发生着怎样潜在的变化?

  坐早上8点的班车,90后东北姑娘于东通常可以在半小时内到达张江路地铁站,再步行十分钟,扎进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一家生物医药公司。

  这是于东来上海工作后住的第三套房子。前两次,她租住在公司附近的商品房小区里,一个月约需支付2500元左右的房租。

  去年夏,她搬进了浦东新区张江镇新丰村,一个拥有1000多亩耕地的地方。上班,她是一名白领,下班,她是一位“村民”。

  这倒不是稀罕事。自从新丰村将11套整栋农民房改造并租赁给张江的企业、个人作为人才公寓后,渐渐地,全市有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做了和于东相同的选择:

  在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113间人才公寓可满足大约250名园区企业人才的住房需求,到去年9月,入住率已经超过70%;青浦区重固镇徐姚村去年5月迎来首批20多名在周边工作的白领入住农民房;奉贤区南桥镇华严村,86套乡村人才公寓全年满房……

  住房、落户、子女教育是外地人留沪绕不开的“老三篇”。近年来上海在这些方面下足了功夫,但人才的居住需求增速飞快。

  据公开资料,仅张江科学城内由国资主导的人才公寓和市场形成的租赁住房供给总量约3.89万套,但近5年仍面临5万套缺口。

  而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解决方案中,开发乡村人才公寓,是一种可行的做法。据统计,上海相当比例行政村内拥有大量闲置宅基地。依据现行土地政策,这些房屋可以租赁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进行组织管理,租借给他人居住。

  好比将自家不需要的东西,拿来给需要的人有偿使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有了动力和结合点。

  首先,区位。新丰村离张江科学城约有6公里距离,公共交通不便,如果没有相应解决方案,足以“劝退”一批白领。张江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人才公寓配置了班车,每20分钟一班,从公寓门口发往地铁站。

  奉贤区华严村人才公寓选址在最靠近产业园区的一个村组。15分钟步行至公司的时间距离,比周边商品房更有优势。

  而其他一些率先探索人才公寓建设的乡村,大都也选在城市向外扩展的优势区域。

  其次,品质。不难发现,现行推出的乡村人才公寓,大都在房屋装修上下了一番功夫。华严村的人才公寓选择了北欧设计风格,每间配有空调、洗衣机、24小时热水、无线上网、独立厨卫设施等,外围还有停车位、电瓶充电站、快递柜。

  新丰村最早开发的公寓就包含了共享厨房、洗衣房、阅览室、活动室、庭院及停车位等公共设施,密码门锁、24小时监控探头、电子围栏等安全设施。最近刚刚竣工的奉贤区南桥镇沈陆村人才公寓,甚至推出了可供一家三口入住的套房,面积约在60平方米以上。

  当然,上海乡村之所以能在人才公寓市场中找到机会,还得益于上海在国内超前的城市化水平。长期的城市扩张,让上海城乡之间的地理边界越来越模糊,也让许多城市社会性服务得以快速渗透到了乡村地区。

  住在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人才公寓的一位95后小伙告诉记者,虽然公寓距离奉贤镇区商业中心有8公里距离,但绝大多数外卖都可以配送,各家快递服务商也能送件上门。

  这就意味着,白领们一旦入住乡村人才公寓,所能获取的社会服务、公共资源以及居住环境,基本与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适配。这样的“村民”身份,也更容易被白领们接受。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新老村民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多城市资本、资源进入农村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原住民对家园被分享甚至被改造后的抵触情绪。然而在上海,城乡资源流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接纳却较为容易。

  冬日天微亮,华严村5组传来了洒扫声。房东老沈去年开始不种地了,但早起干活的习惯被保留下来。

  老沈把自家的二层和后院租赁给华严村委会,由镇属企业统一装修后,分隔成了5间带有厨卫空间的人才公寓。目前5间都住满了,住客是2公里外江海工业园区的办公人员。

  往往老沈起床后,习惯了加晚班的住客们还在梦乡中,老沈会帮他们把门口的地面一并打扫,雨天晾在外面的衣服也会顺带收起来。双方日常并不会有太多交往,但相互帮助的温暖却在缄默中涌动。

  不止一位村书记告诉记者,上海农村早在20年前就是外来务工者的主要居住地。上海农民也是从那时起,通过让渡居住空间,来获取额外的租金收益。和外来租户打交道,他们颇有经验。这是今天年轻白领得以轻松住进乡村的无形基础。

  绝大多数农村房东都对白领租客照顾有加。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自不必说,房东和租客有时还会相互分享水果、蔬菜。即便像新丰村这样整套租赁的,周边邻居也不介意帮忙收取一下快递、包裹,农村特有的人情互动没有因居住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上海农民欢迎白领租客,一方面是出于租金收益考虑。天平村作为乡村人才公寓的农民房,每户每年可增收3到8万不等。

  华严村民的房子变成人才公寓后,较以往在市场上出租,平均增收30%。而且房屋本身还可以得到政府免费的粉刷和加固。

  新丰村人才公寓负责人陈健告诉记者,公寓项目带给村民的直接租金收益增长并不显著,“但房屋重新修缮过,租金收入更加稳定。特别是疫情阶段,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的房子租不出去,并且还能省去水电维修等作为房东的麻烦事。这对村民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除却经济因素,记者发现,还有一些隐形的获得感正不断激发村民主动参与宅基地流转。

  在吴房村,每月一次的村民融合日,从最初寥寥数人参加,到现在成了全村的保留节目。“我们会找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当月过生日的老村民,和进村创业、进人才公寓居住的新村民一起吃饭、切蛋糕、联欢。如果哪一个月活动开展得晚了,一定会有农民伯伯、阿姨主动上门来问。”负责吴房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上海思尔腾科技服务公司团支部书记董浩楠告诉记者。

  就在去年夏天,一群住或工作在吴房村里的外来年轻人自筹了一场草坪音乐会。原以为把开场时间定在晚上8点,会和当地村民早起早睡的作息习惯冲突。万万没想到,活动开始前半小时,吴房村的大草地上就围满了人。“本村的,邻村的,走来的,骑三轮车来的,当地村民就这样陪我们狂欢到夜深。”

  城乡文化、习俗的碰撞,并不一定会带来摩擦,也有可能是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融合。

  目前,吴房村及周边其他乡村有意愿将房屋流转给村集体、镇集体进行统一租赁的农户,仍在持续增加。而村民也逐步构建起对乡村社会关系的全新认同:采访中,一位老阿姨主动热情地向记者推荐了新开在吴房村南部的一家咖啡馆,她说自己喝不来咖啡,但也经常去店里坐坐,给孙辈点一份薯条、鸡翅。尽管经营者是一名外来年轻人,但在村民看来,已经是被接纳的邻居。

  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有关“空巢青年”的探讨一度延伸到互联网的舆论场上。所谓“空巢青年”,指的是离开家庭独自在大城市里就业和生活的年轻人。这一人群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向“空巢”,折射的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居住观。

  根据贝壳找房2020年中发布的数据,超七成90后认为未来独居将成趋势。而对于独居环境,90后表示希望生活气息浓厚,追剧、点外卖、收快递、养宠等是房子所要具备的核心功能。可见,90后对于精神物质生活的相当一部分刚需,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轻人能够在乡村居住下去。

  租在华严村人才公寓的95后青年吴艳喜告诉记者,上海交大统计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她进入奉贤区江海园区经济科工作。作为一名广西人,曾经也对大上海有着千般幻想。“然而工作后发现,即便生活在奉贤,甚至现在搬到乡下,生活质量并不受影响。现在我每周看一次电影,下一次馆子。而且因为农村生活成本低,我还攒下了一笔积蓄,比起中心城区上班的同学‘月光’,我还是喜欢自己的状态。”

  乡村人才公寓费用低,有些企业还可以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资金,大大减少了青年人才的生活成本。新丰村乡村人才公寓通过将整栋农民房直接租赁给企业,由企业将公寓按需分配给员工,许多初入职场的员工,每月仅需缴纳900元,即可入住一套单人公寓。

  同样住在华严村的田旭巢在周边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从事机床数控工作。“月薪8000元,房租每月只要750元。如果我住周边的商品房,或者找一份市中心的工作,就攒不了这么多钱,我还想在上海买房呢!”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居住在乡村或许只是阶段性选择,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终有一天会奔向更好的生活。

  而成本之外,95后陈浩杰还袒露了更深一层的原因。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陈浩杰进入吴房村从事基金管理。工作的第一个月,陈浩杰就排队申请乡村人才公寓了。“吴房村的人才公寓很火爆。那里最令人向往的,是一帮年轻人每两周就能聚在一起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桌游,很多工作上的烦恼也可以相互交流。”

  陈浩杰说,90后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不能没有朋友。而乡村人才公寓,因其类似别墅的内部构造,宅前屋后独立的小院、露台等设施,给年轻人营造了聚众交友的空间氛围,形成一个天然的交流“场”。

  于东告诉记者,自从住进新丰村的人才公寓,她被小伙伴们拉去参加过很多次村里组织的包馄饨、包汤圆活动。“以前住在城市中,一年到头不会和邻居说一句话。现在反倒认识了一些朋友。”

  从他们的互动中可以看出,90后“空巢青年”并非是可以舍弃线下社交的独居一代,他们需要的,恰恰是群居的生活状态和独立的生活空间。

  不久前,处于毕业实习期的武汉大学大四学生曾国峻,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小伙伴一同住进吴房村,他们在沿街位置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我搞乐队不是为了赚钱。”曾国峻说,也正因此,想要在市中心或城镇地区租赁一间屋子进行梦想创业,高昂的成本摆在眼前。吴房村将曾国峻的乐队作为创业项目引进,提供了相应的场地和设备。

  有了这样的机遇,乐队里不少人和曾国峻一样,决定把立足吴房村的音乐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工资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兄弟们在一起,为梦想拼一把。”曾国峻说,“听说我投身的是乡村振兴事业,父母也十分支持我。”

  夜幕降临,上海的街头华灯初上。郊外的乡村却早早熄了灯,步入宁静与祥和。唯有一幢幢住着年轻人的乡间小楼里,不时会出现一个下班晚归的疲惫身影。他们工作在城市的深处,生活在郊外的旷野间,追逐着梦想,追逐着城市之光,追逐着自我定义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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